我的朋友大浪

我和我的朋友大浪认识于2011年。那年我俩都刚刚大学毕业，通过校园招聘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工作。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单纯，带着很重的学生气，待彼此却很真诚。

刚进公司的前半年，我在崇文门租了一间13平米左右的小房间，还养了一只名叫歪歪的白猫。大浪那时没找到临时住处，就在我那儿住了两晚，我俩抱着猫打闹。虽然空间很狭小，记忆中却是很温暖的。公司当时效益不错，大老板一高兴就给了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管培生去新加坡团建的名额。第一次公费出国玩，我俩都很兴奋，在圣淘沙的酒店住同一个房间，一起去了环球影城、夜间动物园，吃了各种美食。虽然新加坡是个超级小的国家，记忆中却是很宽阔的。

大浪就是这样一个率真，有些男孩子气，能带给人温暖的女孩。

后来，我被调到了上海工作，虽然我们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却很少有交集。偶尔有见面的时候，也会因为繁忙的工作，顾不得聊天了。

一年半以后，我又从上海申请调回了北京工作。再次见到大浪的时候，我们彼此生疏了很多，好像从前在一起亲密无间的日子都被遗忘了，大家只是公事公办的同事关系，我们的脸上都不自觉间写上了警惕和疏离。或许是我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这种不知不觉中的情感变化，常常让我感到失落。后来我意识到，那是长期在大公司里工作的通病，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日复一日盯着电脑和自己的老板，时间长了，连情感都变得麻木。人常会为了一些与自己根本无关的项目和金钱，勾心斗角或是撕破脸。一本正经地关心着一切原本无关紧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贬值到几乎可以视而不见。

我十分怀疑这种在资本主义精心粉饰的面具之下，人类的贪婪与恶都被激发出来的恶劣环境。于是在2015年春天，我决定离开公司，去美国留学。在那之后一年，大浪也离开了那家公司，到澳洲留学去了。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年，我们在大洋彼岸遥望着对方的朋友圈，各自生活，没有交集。

今年冬天的时候，大浪说我们去墨尔本玩，可以放心住在她家，我才知道她有了男友，拿到了澳洲永居的身份，也在澳洲郊区买了属于自己的house，他们一起养了一只黑猫警长名叫发发。再一次见面，过去的时光飞一般地在我脑中划过，卸下曾经的面具，我们又可以坦诚相见了。那种温暖宽广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才是纯粹朋友的样子。尽管生活中有各自的苦恼，但我们都在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着。

如果人要一辈子带着面具生活，我宁愿做一只猫，或是一只飞鸟，只和自己喜欢的待在一起。